大河坝镇距离黄金峡水利枢纽站大约半个小时车程，它地处秦岭南麓，是一个风景宜人的小镇。一条窄窄的镇街，因为常年驻扎引汉济渭的工程建设人员，渐渐繁华起来。尽管在行政区划上，这里属于汉中市佛坪县，但手机定位常常是汉中和安康两地切换。佛坪当地以秦岭四宝闻名，素有生物基因库、天然氧吧之称。

陕西省内71%的水资源分布在汉江、嘉陵江流域的陕南地区，这里也是国家南水北调工程中线工程的主要水源地，每年平均向丹江口水库输入290多亿立方米，占丹江口年平均入库水量的70%。引汉济渭的取水口在上游，陕西省内调水10多亿立方，占比相对较小，“小南水北调”之称的说法由此而来。

如果把黄金峡水利枢纽站比作“巨型水泵”，那么三河口水利枢纽站相当于一个大水缸，位于子午河峡谷段，逼近椒溪河、蒲河、汶水河三河交汇处的位置。

黄金峡水利枢纽站负责抽取汉江水进输水隧洞，输送到关中地区，途中还需要经过三河口。当黄金峡泵站抽水流量小于关中需求时，由三河口水库放水补充，所放水通过坝后连接洞经控制闸进入秦岭输水隧洞；当黄金峡泵站抽水流量大于关中需求时，多余部分经控制闸通过三河口坝后连接洞由三河口泵站抽水入三河口水库存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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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安不缺水，是当下许多人的普遍感受。实际上，据陕西省水利厅2019年公布的数据，西安人均水资源量为270立方米，仅为全国的1/7.5。作为省内人口密集区的关中，占全省六成以上经济体量，人均水资源量只有349立方米，仅为全国平均水平的1/6。而这块平原告别缺水记忆也才不过20年。

如今已是引汉济渭公司总工程师的张中东对此印象深刻。

长达10多年的水荒就发生在上世纪90年代的西安，以1995年最为严重。当年西安持续150天大旱，工厂因缺水停产减产，一些高等院校也因水荒提前放假。由于多年过量开采地下水造成地基下沉，以至于大雁塔倾斜、钟楼底座出现裂缝。

造成水荒的根本原因在于城市人口和规模急剧扩张，以往主要依赖地下水源供水的模式已经不足以支撑。张中东当时就在黑河引水工程上，黑河引水从建国初期开始论证，彼时整个城市的供水缺口还没有那么大。1995年的缺水危机，直接促成了黑河饮水工程的动工实施，直到2002年，黑河水库向西安南郊水厂正式供水，西安人的水荒记忆才告一段落。

张中东心里清楚，黑河水库延缓了缺水的现状，但并没有改变整体缺水的现实。城市和人口都在生长，人们之所以还没有切身感受，是因为居民生活用水指标是排在安全线第一位的。城市居民现在感觉不到缺水，是建立在不断压缩挤占工业用水、生态用水和农业用水指标的基础上的。

何况渭河流域的“缺水”带有先天性，水资源时空分布不均，65%集中在汛期，71%集中在陕南，枯水季从每年10月持续到第二年5月，年平均径流量仅有汉江的五分之一左右。身处黄土高原，水土流失严重，在水利人眼里，属于难以通过工程技术改变的“资源型缺水”。

水资源总体不足，再优秀的水利人也难为无米之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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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西蒲城人李仪祉是近代有名的水利学家，据说他还兼有剧作家的身份，长于诗歌、戏剧。但他最为人称道的还是兴修水利的功绩，以及曾参与创办中国第一所高等水利专门学府——南京河海工程专门学校、如今江苏的河海大学。

据《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陕西大事记述》记载，1928年-1930年，关中遭遇特大旱情，导致“饥民之多，达千数万。农村间十室九空，都市中哀鸿塞途，掘草为食，剥树充饥，其中以1929年灾情最为严重，当年因灾死亡人数250余万，到省外逃荒者40余万，全省人口从940余万锐减至650余万。

李仪祉在渭北旱塬长大，早年曾在德国但泽工业大学专攻水利，后担任国民政府陕西水利局局长。1930年，也就是关中大旱第三年，在时任陕西省政府主席杨虎城的支持下，李仪祉终于有钱完成筹谋已久的引泾工程，前后花费5年时间，定名“泾惠渠”，灌溉农田面积70万亩，惠泽乡邻。

泾惠渠与众不同的地方在于首次采用混凝土浇筑，为了凿石开掘引水洞，专门从美国购入轻便气压机一具及打钻机四架，开现代水利工程先河。泾惠渠后来几经修缮一直沿用到现在，灌溉面积已达146.3万亩。

其实在关中平原上，引泾灌溉已有先例，最早可以追溯到战国时期的郑国渠。郑国渠从泾河瓠口引水，流经今泾阳、三原、高陵、临潼、富平、渭南、蒲城，最后连通北洛河，全长约126公里，灌溉农田115万亩。郑国渠之后，先后有汉白渠、唐郑白渠、宋丰利渠、元王御史渠、明广惠渠等，大多沿用相似路线。李仪祉主持兴建的泾惠渠，就是在唐郑白渠的基础上修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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