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真宗景德元年（1004），辽国萧太后、辽圣宗率举国兵力南下亲征，发动纵深攻击直抵黄河。辽军战线拉得过长，也因此陷入宋军的纵深包围之中。宋真宗在寇准的强烈要求下亲征于檀渊。

辽军形势不容乐观，反观宋朝的纵深队列并不足以一口吃掉辽军，反而会逼迫其背水一战，这种全面决战的风险，宋辽双方都不愿意承担。最终，双方达成协议：宋朝继续占有关南地区（领土争议地区），但每年需向辽国贡献十万银两和二十万匹绢，后来宋朝在这一地区的经营远远高于向辽国贡献的数目，自檀渊结盟后，宋辽恢复了正常的外交关系。

宋朝的边患不仅仅来自于北边的辽国，西边的定难军政权日益做大，妄想脱离宋朝，独立自治。太平兴国（982年），定难军首领李继迁反叛，在当时辽国的支持下迅速壮大。

李继迁死后，他的儿子李德明继位。当宋辽签订檀渊之盟，邦交关系正常化以后。李德明自知凭借一己之力，难以对抗偌大的宋朝，于景德二年（1005年）与宋朝签订“景德合约”。

“景德合约”签订之后，李德明解除了来自宋朝的威胁，转头就讨伐回鹘等周边民族政权。到景祐四年（1037年），定难军政权已经占据二十州之地，倚杖贺兰山地势与宋朝划分东、西。此时定难军首领则是李元昊。

宝元元年（1038年），李元昊宣布脱离宋朝统治，建立独立的西夏政权。所谓“天无二日，人无二王”，宋朝与辽朝平起平坐，形成南北朝的局面，是迫于实力的无奈之举，已成为宋朝的奇耻大辱，如今又怎能容忍另一个“边夷蛮狄”称帝建国？

宋朝从宋仁宗到群臣，都没有把这个自封的“西夏”放在眼里。这年六月，宋廷下诏削夺李元昊一切官爵，停止贸易往来，对西夏进行经济封锁，并在边境张贴告示，招募拥军捕杀李元昊。声称凡活捉李元昊或将其斩首者，授予定难军节度使官职，赏金两百万两。

宋朝与西夏彻底翻脸，西夏对宋朝边境的侵扰战争就此开始。李元昊称帝以后，宋夏在三年里发生了三次大战。西夏初设之时，部落兵力与常备军总和约有30万，每次大战皆出动10万往上。宋朝在陕西地区所驻屯禁军数量不过7万，且分散于各州之间，因此宋军在与西夏的三次大战中军力都处于绝对的劣势之中。

宋朝与西夏的战争处于明显的劣势，北边的辽朝也开始蠢蠢欲动，想趁火打劫，从宋朝这个偌大的国家身上分到点好处。当时辽朝上下皆认为，宋廷深陷西北战事，此时不愿也不敢与辽朝开战，因此想借此机会谋取早年被占领的雄州以南十县。

庆历二年（1042年）三月，辽军集结于幽州、涿州，威胁宋朝河北地区。派遣辽南院宣徽使萧英、翰林学士刘六符出使宋朝，先以书信求取关南十县。

书信大致内容，表示关南十县自古就是辽朝合法领土，并指责宋朝以武力强占。其次表明李元昊已经向辽朝称臣，因此宋朝在攻伐西夏时，应当知会辽朝。事实上，辽夏之间确实早已结盟，辽兴宗此番向宋朝施加军事压力，一方面是为了缓解西夏的困境，另一方面是试图借机坐收渔翁之利。

当时，宋仁宗在边境逐渐调派兵士，但这些兵士大多是新募之兵，投入战场之前需要一段时间的训练。本来西北战局此时已成胶着之势，对于宋朝来说，无法同时和西夏与辽朝进行作战。

在此情况下，宋朝决定还是先摸清辽兴宗的底牌。宋廷经过精心细选，最终，让了解使节事务，又兼具才干和胆识的富弼出使辽国，与辽使交涉。在与辽使萧英接触的过程中，富弼发现辽使因背弃合约而心中有愧，尝试凭借愧疚之心打探辽朝虚实。

萧英在富弼的猛烈攻势下，最终只好无奈吐真言。辽朝无意轻启战端，此次大军压境，只是为了和亲和增加岁币。并且如果这两个条件谈不拢，再寻求其他替代方案。知道了辽朝的底牌，宋朝就化被动为主动了。

富弼在和辽兴宗谈判之时，已经开始有针对性地戳中辽兴宗的痛点

若是宋辽通好，则陛下独得益处而臣下无获；若两国交兵，则臣下因战事而获益，而陛下却需要揽战争之风险。因此劝陛下用兵之人，皆是出于私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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