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初年，西北地区各方势力虽呈犬牙交错的复杂局面，但少出现一家独大长期扎根之势，因此相对中国其他区域，西北地区易引发各种势力的争夺。1930年杨虎城主政陕西后，欲进一步扩张在西北的势力，与此同时国民党中央也在积极谋求对陕甘的实际控制，进而导致蒋介石、杨虎城之间的矛盾暗中激化。1933年红四方面军在川陕边界建立根据地，一时形成中共、蒋、杨三方博弈的局面，三方基于各自利益和发展需要纵横捭阖，相互之间充满斗争冲突、妥协利用、合作猜忌，共同塑造了20世纪30年代初期陕西政治军事脆弱的平衡局面。本文尝试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对这一时期中共、蒋、杨的三方博弈和陕西政治军事局面作一探讨。①相关研究参见黄正林：《红四方面军与十七路军的汉中协定》，《团结报》2020年1月23日；魏德平：《军事“误判”遭遇政治“误解”——“张汉民事件”及其后续影响研究》，《苏区研究》2019 年第6 期；陈钊：《甘肃雷马事变中的蒋介石与杨虎城》，《民国档案》2009 年第3 期。另外，王奇生的《阎锡山：在国共日之间的博弈》（《南京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科学·社会科学）》2018 年第1 期）、黄道炫的《中共、粤系、蒋介石：1934 年秋的博弈》（《近代史研究》2011 年第1 期）也对本文写作启发良多。

一、“大西北主义”计划

晚清民国已降，中央权威的衰落和地方势力的抬头导致省域意识空前高涨。然而混乱的政局并未因此得以整顿，地方主义反而在许多场合沦为军阀各立山头、相互攻伐的工具。时人评论颇多涉及这种现象：“今日中国淆乱极矣，党派分歧，军阀割据，部落思想，异常发达，所谓大东北主义，大西北主义，大西南主义，新西南主义，侈言不讳，甚至省自为政。”②刘炳荣：《新编民国史》第1 卷，太平洋书店1927 年版，第40 页。民国政坛各式各样的“大地方主义”层出不穷，名目繁多。李大钊在《庶民的胜利》一文中批评：“我们中国也有‘大北方主义’、‘大西南主义’等等名词出现。‘大北方主义’、‘大西南主义’的范围以内又都有‘大……主义’等等名词出现。这样推演下去，人之欲大，谁不如我。于是两大的中间有了冲突，于是一大与众小的中间有了冲突，所以境内境外战争迭起，连年不休。”①李大钊：《庶民的胜利》，《新青年》第5 卷第5 号，1918 年10 月15 日。在李大钊的语境中，“大地方主义”被视作专制的代名词，成为民主主义的对立面，所谓庶民的胜利，即民主主义对专制主义的胜利。李大钊如此痛斥，究其原因是想借此抨击军阀、抨击强权。

“大地方主义”是民国政治中地方势力突出的特点，时人对此多持批评态度。因此杨虎城虽有向西北发展的计划，但是他从未公开阐述“大西北主义”。目前关于“大西北主义”较早的说法见于1932年中共方面的一份调查报告：“杨之约赵及约邓，一同想实现他的大西北主义。在杨之计划，以为如果关外发生事变，潼关可置重兵严守之。”②《陕西杨虎城部调查详情》（1932 年7 月23 日），《陕西革命历史文件汇集》1932 年（一），中央档案馆、陕西省档案馆1992 年编印，第375～376 页。这份报告对“大西北主义”的具体内容并无涉及，但可以肯定“大西北主义”在当时确实存在。通过各方面的回忆史料相互参证，“大西北主义”由杜斌丞主要谋划和提出。据马文瑞、刘澜波、王炳南、孔从洲、常黎夫等人的回忆，1930年秋杨虎城电邀杜斌丞回陕，杜斌丞提出了“要治陕，不是为了做官”的宗旨，希望杨虎城能有别于辛亥革命以来陈树藩、刘镇华等军阀，在陕西有所作为。杜斌丞说：“一个杨虎城，一支十七路军，斗不过蒋介石，迟早要被吃掉;只有西北大联合，进而促进南北大联合，才能对付蒋介石。”③马文瑞等：《中国共产党的忠实朋友杜斌丞》，《人民日报》1980 年10 月8 日第3 版。1931年7月，杨虎城任潼关行营主任，杜斌丞任行营高级参议，杨虎城曾对担任行营办公室主任的陈子坚说：“斌丞是我在榆林认识的老朋友……我很佩服他，今后我们计划西北的事可多与他谈谈。”陈子坚因曾与杜斌丞共事，兼有杨虎城的授意，故有机会与闻“计划西北”的问题。陈子坚对杜斌丞的主张有如下叙述：“（一）要利用杨兼任行营主任这个职权的好机会，不失时机地向甘、青、宁、新各省由近及远的发展；（二）赶快收编各省的杂牌队伍，以树立我们在西北的力量和声势；（三）寻找机会派兵入甘并统一省政；（四）汉回并重；（五）目的取得新疆，与苏联直接联系。他的这些主张也得到南汉宸、邓宝珊、续范亭等人的修正，最后得到杨将军的同意。当时外闻风传杨虎城的‘大西北主义’盖亦指此。”④贾自新编著：《杜斌丞年谱》，群言出版社2014 年版，第73 页。从上述史料可知，“大西北主义”最初目的主要是为了“对付蒋介石”，即为了应对国民党中央过多干预西北事务而谋划。该计划的实施大致可以归纳为对内和对外两个途径。对内涵盖杨虎城扩充壮大自身势力的诸多行径，其核心要义是人与地。即一方面要“收编各省的杂牌队伍”，另一方面要“向甘、青、宁、新”发展。对外则涉及与多方力量的“联合”，其中就包括“与苏联直接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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