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家乡在西藏。1953年藏历新年初一，天还没有亮，从我家大门外传来“折嘎”的说唱声。刚穿上新衣的我，从二楼顺着扶梯滑下，跑到大门后，从门缝往外看。只见一个身材魁梧、白发蓬松的中年男子，左肩披着一件白色羊皮面具，左手端着木碗。“折嘎”意为白发老人。相传古时候，在西藏遇到战争胜利、农牧丰收、聚众庆典，都得由一位德高望重的白发老人说一番祝福赞美的话。这种习俗沿袭下来，成为一种专门的说唱艺术即“折嘎”。每当藏历新年初一，“折嘎”都到大户人家门前，用洪亮的声音说唱一番动听的赞美话，带来吉祥的兆头。那年“折嘎”的唱词有许多新意，多是即兴创作、自由表达：共和国诞生，解放西藏，汉藏团结……西藏刚获得和平解放，希望的曙光闪现在“折嘎”的唱词里。

1960年，家乡发生翻天覆地的变革，我个人碰上千载难逢的机遇。那一年我13岁，脱掉绛色的僧服，走出古老的寺门；穿上整洁的校服，走进现代的校门。

通往那曲地区政府所在地的400公里路，是牲畜踏出的小路和行人双脚踩出的土路。我白天骑马赶路，夜晚睡在路旁。20多天的长途跋涉，一路的烦躁寂寞，艰辛劳累深深埋在心底，太多思念、牵挂，五味杂陈咽进肚里。再从那曲镇沿着通车不久的青藏公路，向第二站——甘肃夏东火车站进发，全程近2000公里，全是灰尘翻滚的土路。要翻越唐古拉山、昆仑山、日月山等12座大山，要跨越楚玛河、通天河、拉多河等25条江河。经过荒无人烟的无人区、寸草不生的戈壁滩，历时25天，终于听到火车的汽笛声。从县城出发，骑马、坐车、乘火车历时3个半月才到达目的地——陕西咸阳的西藏公学。

千亩校院，青砖筑成的围墙，高大的校门上方，白底红字用藏汉两种文字书写着校名“西藏公学”。我们在敲锣打鼓的欢声笑语中走进校门，沿着一条宽畅的水泥路寻找宿舍。繁密的树林丛中掩映着一排排整齐的平房，青砖墙，灰瓦顶，门前是黄泥铺的走道。每一间宿舍十来个平方米，摆着4张上下双层床，住着8个学生。5层高的教学楼，显得威武高大，墙壁是砖边石心，屋顶是灰色大瓦，楼脊上有透窿的瓦做装饰，还涂上彩绘，迎着太阳看去，充满着希望。房脊的两端各塑有一只鸽子，既是和平的象征，也说明我们这些学生就像小鸽子一样，从遥远的西藏飞到咸阳美丽的校园。上课第一天，在明亮的教室里，懂汉语的藏族班主任介绍汉语老师和数学老师。我数学很好，但是一句汉语都不会说，一个汉字都不认识。我全神贯注地看着那位汉语老师。

他叫陈钦甫。第一印象，仪表堂堂，体格匀称，面孔俊秀，散发着青春的活力。他穿的黄色衣裤明显旧了，但非常干净整洁，每一个纽扣都扣得认认真真，连制服外套的风纪扣也一丝不苟地扣着。更惊讶的是，第一次开口，他用流利的藏语说：“你们一路辛苦了，这学校你们喜欢吗？”这下不仅拉近了师生距离，贴近了民族情感，更让我产生对老师的敬畏之心：人家是藏汉双语兼通的老师。正式开课后，陈老师教的第一句汉话是“老师，你好”及“你吃饭了没有”；教的前三个汉字是“你、我、他”。后来我才深刻体会到：一位好老师能影响一个人的一生，所以一句“老师，你好”值得终生铭记。

咸阳这座安静的新城中，猛然来了一大群藏族学生。3000多名学生，不论出身，学校一视同仁，都是学生。有人说，我们这个学校“四不像”：既不像小学、中学，学生大的40多岁，最小的只有十来岁，我当年13岁是最小的之一；也不像干校、党校，尽管学生中有县长、乡长，但学的还是文化知识；更不像大学，尽管教师中有教授、讲师，但课程是汉语拼音、小学教材。

教育能改变人的命运。时至今日，这个学校从西藏公学、西藏民院至西藏民族大学，走过60年的历程，为西藏的革命和建设培养了8万余名专业技术人才和党政干部，被称为“西藏干部的摇篮”。

我入校之后立下的第一个人生目标是：学好汉语，走遍全国。这个目标也是去年才实现的。我学习汉语特别用心。汉语老师用藏语讲解汉语拼音和字词，声调高扬、语音铿锵，区分着两种语言的发音方式。教汉语，没有课本只有提纲，老师一边查看学生做的记录，一边整理自己的教学笔记，然后整理成文，油印发给学生。我们在5年多的时间里读完了初中以下的汉语课程，学生不仅可以流利地用汉语对话，而且能认识3000多个单字，能读报看书。老师特别关注我的作文，让我担任作文写作的课代表，老师把学生的作文簿批改完后，总在课堂上亲手发给每一个同学，先发的是写得不好的，最后发的是最好的。还占用一些时间宣读和讲评好的、差的作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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